使用效率大有裨益，但是我们仍然并未真正走下高耗能的老路。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模式。经济改革将以怎样的模式进行？80年代的做法是放开口子提供空间，让农民企业家自由闯荡。这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相信黄亚生的说法，90年代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伴随着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大量受到抑制。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变化吗？我不确定有明显的转变，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看来，高层似乎始终存在一种心态上的挣扎，既想开放又担心开放带来不好收拾的后果。以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例。中央政府大声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有时甚至下达放贷命令，但商业银行不为所动。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大银行通常做不好小额贷款。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解决途径是由小银行来做。我们将在第六章谈到，中国政府已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试验，允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很多人真切地期盼改善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窘迫状况。但目前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监管仍然十分严格。利率受到控制，股东人数以及所持股份受到控制，筹资方式也受到控制，法规依然禁止农民以土地作为抵押，而土地是大多数小农户的唯一资产。因此，当今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监管之所以紧，是因为监管者担心一旦放开这一领域，将导致利率飙升和资金滥用。并且，政府在扶持经济中某一行业时，首选的办法往往是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而不是减免税费、消除行政障碍或建立恰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试图通过多作为以帮助经济活动主体，但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从政府已做的事情判断，或许政府少做一点帮助会更大。

    第三个问题是，当今中国切实推进亲市场的改革日程将有多大难度。举世皆知，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增加了赚钱的难度。铁路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目前铁路建设、经营和管理分离方面仍无进展。如果铁路改革不能顺利推进，意味着国内货物运输尤其是煤炭铁路运输仍面临很大困难，每年春运时一票难求的局面也难有改观。再如，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只占其净利润的5%或10%，但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理所应当将全部红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以改善民生支出。但是推动央企上缴红利改革非常困难，原因很清楚，央企愿意把钱拿在手里用于扩大投资等，央企的管理者对于这种现状也十分满意。

    黄亚生认为，“治理改革”是真正打破这一怪圈的唯一途径。国内一些严谨的学者也发出过类似呼声，如著名经济学家、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吴敬琏。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同意这一观点的还有这几年来与我有过交流的许多政府官员、工商业人士和媒体人士。治理改革将在某一时点发生似乎已成为很多人的信念。这一概念也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演讲或报刊文章的结尾，但通常是寥寥数语，很少有人深入地提出治理改革的细致设想。当然，想明白并付诸实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治理改革，不论以何种形式，不会轻轻松松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