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更广泛的议题。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像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大？当然，说到“灰色收入”，从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官员受贿问题，城乡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虑到在城市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我们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数额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报的资金都会影响实际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不过，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基于官方收入统计数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没有恶化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那也仍然不失为我们做研究的意义。

    另外，还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们体验到的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当然，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也需要考虑生活质量，因此我们也关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农村地区的失衡问题显然比城市更严重。我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本章中，我们先来关注收入水平。

    因此，准确地说，我并没有否认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城乡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并未像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大。另外，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内部也一样存在。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来农村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大幅落后于城市收入水平，则将对中央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相对于“撒胡椒面”式的向农村投入资金，我们更需要在财富分配上动动脑筋，瞄准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建立了低保制度，贫困家庭可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但坏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标不够准确，也就是说，许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却与低保无缘。另外，对低保的发放标准也存在争议，一个永远不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低保？如果给他补助，会不会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积极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将失业救助制度限定在两年之内。但如果不发放失业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你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动态，就会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励人们去工作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让我们从新中国的历史开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此之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这样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家庭根据各自的需求（或对集体化农业劳动的贡献大小）分配得到集体产出的一部分。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政府鼓励各地区间独立划分，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过如果你是党的干部，可能能够利用权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不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