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糟糕的国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整个社会，阻止社会向民主方向的任何迈进，同时也制约着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阶层能够阻止好的制度的形成。相形之下，在那些能够保护财产权利的社会里，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制度更适于培育民主。简单地说，要么是个良性循环，要么是个恶性循环，二者之中必居其一。对很多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让人郁闷的诊断。

    因此，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可能演变为民主制。更容易成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社会精英持有的财产不容易被剥夺；整个社会城市化。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 James Robinson，2005，这是因为：（1）收入失衡程度越低，转向民主政治后精英从财富再分配中不得不失去的财富越少；（2）如果精英能够保护自身的财富，将更愿意实行民主政治；（3）如果民众集中在城市，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财富的分配不均衡，人口基本城市化，财富是石油，如果将几家石油企业国有化，很容易控制财富。因此，富有的精英阶层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这些因素，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入政权的威胁，沙特阿拉伯转向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被降低。相比之下，譬如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里从一党制或军队统治下的国家转变为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韩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相当均衡，社会比较富裕，财富来自工商业，不易被剥夺。这意味着精英不会誓死顽抗民主力量，尽管韩国的城市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完成。

    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看看与这一宏大的历史理论怎样切合？中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但与一般的殖民地不同。19世纪，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国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东部沿海被很多西方国家借助所谓的通商口岸实行殖民统治。当然，殖民者进入的这个国家并非像他们在非洲和拉美进入的很多国家那样，是没有任何制度的国家。相反，中国早已有统治阶层，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规则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已有千百年历史，远比那些殖民国家久远和古老。因此，殖民者只对他们所控制的港口等地域内的制度施加了影响，或者制定了一些制度，如优惠税收制度以及他们所控制地域的司法制度等（香港是个最大的例子）。但范围有限，而且在这些地方，地方性制度与全国性制度并存，包括皇帝—官僚政治制度、一整套土地所有权契约、全国性的税收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19世纪伴随清王朝的衰落，这些本土的制度也疲弱不堪，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殖民者到中国后，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们的制度也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

    20世纪初，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摔成了碎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随后陷入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方案相互冲突的两派力量之间的内战，中国的20世纪可被视为重建制度的漫长斗争史——驱逐殖民者，取代清王朝的僵化统治。其间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多次走进死胡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和平，腐败丛生，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就。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殖民者被彻底驱逐出去，一个新的群体控制了中央政府并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新制度。这是对过去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革命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

    当然，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欧洲早期移民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确带来了一整套新制度。这些新制度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