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死亡人数是“交通战争”的三倍。“交通战争”已经使舆论一片哗然，那么这样严重的事态则更加沸沸扬扬，国民竭力大声呼吁。国家彻底调查之后，却几乎没有可以治本的对策。进行调查的都是专家，而民众则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行动。之后得出“因为不景气所以失业者自杀了”这样一个不疼不痒的结论，舆论也平息了。如果在欧美，这一定会上升成为国家的社会问题。

    那些失业者自杀究竟是为什么呢？是没有工作的中年上班族，还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大家或许会说是这两种人。当然事实上这两种人确实有自杀身亡的，不过死者数量最多的却是高龄人群，75岁以上的老人究竟是被怎样的公司解雇的呢？

    在现在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处掀起裁员风潮，人心惶惶。景气好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为了以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从容不迫，要充分发挥公司基层员工的作用、充分提升公司业绩。然而当不景气真正来临的时候，上司连“基层员工”的“基”都不提，慌忙进行裁员，这都是因为过去工作做得不好才造成的后果。

    这也属于日式冤屈构图的范畴。日本一向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把责任推到弱者或资历浅等下层身份的人身上。理由是他们的礼仪论。因为这帮人不干活，所以要被裁员。但事实绝非如此。

    德川幕府的封建身份制结束后，接着就是萨长政府将农民迅速培养成军人。由于外国侵略军不会突然从海上登陆，所以军队出于黄祸论的诱导，侵略了大陆。后来又打着尊皇攘夷的旗号，在世界上到处树敌并战败，导致东京审判。美国明明一边自己向日本投了原子弹，还一边批判日本人道方面的罪责。这种无理的风气一直保留下来，直至战后演变成经济战争。于是武家大人们的萨长与农民士兵这种上下构造意识，几乎没有解体，一直保留到二十一世纪。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异，那次战争的意义才变得罪恶，都是下层身份士兵的错，这与造成今天这种礼仪论并非全无关系。

    过去日本的死刑是用来制裁什么人的呢？虽然数据不充分，但大体上被判死刑可能性很高的有两类人：一是基督教徒，二是告密者。这两类人都罪不至死。

    仅仅因为在日本式的主流道德上，这些是异端的行为。换句话说，日本社会因礼仪论而制造冤屈是一种惯性和传统。基于礼仪论是无法冷静地对量刑作出思考的。

    有了这样的逻辑之后，在上位者就有了压制反抗的异端者的依据。因为即便大众持有不同意见，只要不断重复是弱者的错，就可以陷害弱者，民众也会要求惩罚那个被冤枉的人。这是日本社会自古便有的、世界上最差劲的习惯。

    “LA疑惑”、“三浦和羲”那时也是。我认为有不少人认为三浦和羲或许是无辜的。但因为大家都清楚他是个坏人，所以朴素的日本大众认为这种人即使被冤枉了也没什么，因此对这一结果毫无抵触情绪。这就是我们虚伪的本性。

    原因是下层者经常见到因为不礼貌而被决断的事情。谁都会有那么一两件不礼貌的事，不过这和不景气的理由是两码事。即使闭关锁国、社会规模小，也有可能会中招。更何况是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这样大的规模呢。运行机理和礼貌论是两码事。

    关于日本自杀人数激增、老年人自杀的真正理由，很有可能是日本的人情和习惯。战前的日本，仍有部分地区残留着遗弃老人的习惯。如今的老人自杀，非常有可能是对当时习惯的一种延续而造成的。因此老人自杀的真正犯人也许正是我们自己。而且老年人自杀也不会像“交通战争”那样引起舆论骚动。此外，同为牺牲品的弱者们也不会注意到老人的自杀。

    秋田县老人的自杀问题当然也不会像表面那样简单，而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秋田县同时也是日本脑中风死亡人数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