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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的一天。里沃利街上靠近莫里斯酒店的一家咖啡馆看起来不错，我走进去，坐在过道上的桌子边，下意识地瞥向对桌，正巧与一位年轻女士四目相接，那位女士马上就认出了我，并露出惊讶的表情。是索菲娅·凯索勒斯夫人。一瞬间，仿佛打开了封锁记忆的瓶子，往事如鬼怪般朝我扑来。我太震惊了，觉得血色正从脸上慢慢退去。

    凯索勒斯夫人很快来到我身边。

    “德拉蒙德先生，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没事，来杯酒就行了。法国白兰地，谢谢。”

    她帮我点了酒，然后坐下来热心地帮我脱掉外套。“哦，老天，这么热的天你还穿这么多。”

    放在其他时候，这一举动或许十分贴心，但此时，我尴尬地意识到，在咖啡馆其他客人看来，这一幕不过是善良的孙女在照顾她头发花白的可怜爷爷。

    “夫人，我真的——”

    她举起一根手指用力压住我的嘴唇。“在你享用完白兰地、恢复过来之前请别再说话。半个字都别说。”

    我听话地照办了。本来嘛，风水轮流转。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六个月前，那场噩梦发生时她不知如何是好，而我是那个给她力量的人。与我重逢，残酷的往事一定也同样给予她沉重的一击。我该为她能挺过来表示赞叹。

    我的白兰地来了，出于强迫症——可以这么说——我下意识地拿起杯子，透过阳光观察酒的颜色。凯索勒斯夫人的嘴唇弯成一个淡淡的微笑。

    “亲爱的德拉蒙德先生，”她喃喃道，“您真是永远的鉴赏家。”

    说得没错，我确实是鉴赏家。同时，这句话将我带回到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巴黎晴天，一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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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一个名叫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男人来到我的公司位于巴里街上的办公室找我，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红酒公司。我模糊地记得，德·马雷查尔是一份颇有名气的小众杂志的总编，叫《地下室》，一本专业的红酒鉴赏咨询类刊物。这不是那种商业性出版物，而是类似主题为“要纳税的地下室”的地下刊物，供一小部分有品位的业余红酒爱好者阅读。杂志上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于是很开心见一见总编。

    然而，刚见面我就马上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四十五岁左右，衣冠楚楚，神气活现，典型的退位领袖型人物。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几乎把我逼至临界点。我试图表现得宠辱不惊、面无表情。这种情绪像被水柱顶起的乒乓球般忽上忽下、起伏不定的人，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据他解释，这次来访的目的是采访我，为那本杂志的一个系列文章作准备。他准备询问多位红酒专家，在他们品尝过的酒中，葡萄的最佳产地和产期是什么。如果最终发现，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可以记录下来。如果——

    “如果，”我打断他，“众人对‘最佳’的意见未达成统一，那你问一百位专家，就会得到一百个不同意见。”

    “刚开始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做到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一处小统一，有两个年份的地位无可撼动。”

    “哪两个？”

    “都在勃艮第。一个是勃艮第一九三二，另一个是罗曼尼·康帝一九三四。显然，这两个年份无可争辩地并列最尊贵红酒排行榜榜首。”

    “无可争辩。”

    “您心目中‘不看就知是好酒’的选择也在它们之中吗？”

    “我不想做这种选择，德·马雷查尔先生。对这个级别的红酒来说，互相比较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比不出结果。”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