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类东西，我忘了究竟叫什么了。”

    终于，她挂断了电话。“是市长打来的，”她解释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总是想听听我的看法。”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你有预约吧？克拉伦斯在等着你的来访吗？我没有记下来过呀。”

    看着她，哈迪被逗得咧嘴笑了起来。

    “你想的是什么？”

    哈迪夸张地一字一顿地说：“想……不起来……妈的。”他自己也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郁闷的一天，你别问了。”

    大卫·弗里曼巨大的办公室是用抛光的老乌木镶嵌的。两个窗户上挂的是勃艮第产的窗帘，中央摆放着狮爪足式的、皮包面的办公桌，四十八英尺那么大的地方，大部分杂乱无章地散落着报纸、文件、烟灰缸、打开的和合着的袋子、镇纸、名人照片和好几部电话机。存货满当当的酒吧也配一个可控温的酒柜，锚船牌啤酒随时可以饮用，两只雪茄盒子，还有一台蒸汽加压的咖啡机。与律师的座位相对的是为委托人们预备的几个就座区域，选择的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一种中间风格的陈设。地板上铺的是波斯地毯。在不同样式的支架和台子上，摆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富有而充满感激之情的委托人赠送的各种小饰品。在屋子的一角，一尊由艺术家布法罗创作的意大利动物及环境守护神弗朗西斯的雕像护佑着整所房子。在一个拜占廷式的玻璃柜中，陈设着一些所谓的谋杀犯使用过的武器——之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各自的主人最后都被宣判无罪，它们无言而又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弗里曼在法庭上的能力。事实上，作为自己所赢得的官司和自己声望的证据，大卫在案件胜诉后可以从检察人和警方那儿得到它们。

    “健康维护组织。你最后一次听说一个医生冒着丢掉自己工作的风险去挽救一个病人是什么时候？那好，埃里克就这么做了。他使丹尼的病历报告看上去比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如果他搞错了，就会白白花掉了健康维护组织的一大笔钱，抱歉，但如果他是对的，丹尼就活下来了。”比科把他激动的嗓音压低了一些，“总之，埃里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迪兹，这是确实无误的。他自始至终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天哪！他给病人家里打电话访问病人的情况。他跟我的鲨鱼转圈。你问我的看法，那人最起码也是个圣人，如果算不上是个英雄的话。”

    “是的。不过也许你不知道，在医院的一些董事会议批准他制定的治疗方案之前，他做了长时间的反复诊断。他们说这是个昂贵的方法，他们想等等看，让他做更多的测试，就是这样。那埃里克又做了什么呢？”

    ※※※

    “你在开玩笑吧。”格里斯基跨出电梯进到门厅里，“什么时候去的？”

    “你指的是马卡姆一家？报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那是个精神失常的妻子。”

    面谈了。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太烫手了，因而不能让他跟别人谈话。不过，如果你愿意把你想问的东西写下来交给我，我愿意设法获取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格里斯基的身子在椅子里朝前挪了挪，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疤。“据我回忆，上一次在这个阶段我跟你讲过一起案子的情况，因此，有好几星期我都没有工作可做。”

    格里斯基哈哈大声笑起来。“如果你愿意吻我的脚指头的话，或许我会变成一个芭蕾舞女听你的指挥。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梦想的事情。”

    “不，我只是顺道来拜访的，看看他有没有时间跟我聊上几句。”

    “好吧。这不是一个问题。今天早晨，我出门之前就和肯森谈过了。他想和你谈谈。”

    “记住他是个证人，不是嫌疑犯。”

    “花生怎么样？”哈迪问。多年来，格里斯基办公桌的一个抽屉一直都是凶杀案组里的花生储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