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就不会打到邻居家。我的子弹就会射向空中。你愿意再帮我个忙吗？在厨房这儿站一分钟。”

    兰特里照要求做了，同时哈迪回身走出餐厅。主楼梯上清晰地传来了他上楼的脚步声，接着传来他从楼上冲外面喊叫的声音：“数到十，然后用你最大的嗓门叫我。”

    过了一分钟，哈迪回到那间厨房。“我听到你的叫声了，不过非常微弱。我当时是在伊万的房间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卡拉和那只狗被枪击时，没有一个人醒过来，意味着射狗的那一枪是为了自己不被人发现，这是看上去唯一合理的解释。”

    “那接下来为什么那些孩子也被枪杀了呢？”

    “他担心自己把人吵醒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在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候，知道他在家里。除非孩子们都睡着了，没有醒，那就没有必要开枪射杀他们了。不过这样做还是不太保险。因此，首先从伊万下手，而且为了不让枪发出声音，他用枕头捂住了，接下来就轮到女孩们了。这个推理听起来怎么样？”

    哈迪不打算在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跟证人进行谈话。他开车跟着兰特里走了几个街区，然后按喇叭跟他道别，又掉头回了马卡姆家那条街道上，把车停放在路边，径直去胡西克家敲了门。这位先生也许以为他也是个警察，因为他和到邻居家来过的有警徽的兰特里在一起。哈迪也就由着他这么想了。

    胡西克请他进屋，给他倒了杯冰茶——是他自己要求喝这个的。随后他们出了后门，来到一个修建得不错的、用红杉木搭成的平台上。哈迪不知道自己上次坐在这样一个花草整齐又繁茂地方是什么时候了。胡西克把它们种在木台的周围，台上也摆了一些花盆。在四月下旬的这个时节，它们正开得烂漫，如同一片花的海洋。不过他在台子的中央留出了一片空地，放上了一张锻铁做的桌子，顶上撑着一把大大的帆布遮阳伞。他就坐在那舒服的、带有衬垫的椅子上。

    从笔录副本上，哈迪知道胡西克是个退休的牙科医生，今年六十二岁。他面色红润，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今天他下身穿着一条退色的海军蓝便裤，光脚套着一双平跟船鞋，上身是一件配有活动领子的衬衣，脖子处的两颗扣子是敞开的。他给人的印象是热心、友善而聪明。哈迪也在心里对他进行了一番评论，事情要是跟想象中的一样的话，胡西克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证人。

    “是的，我听到了枪声，”他说，“就像是从扔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知道的，我已经把这个隋况跟警方讲过了。”

    哈迪当然知道这个情况，但在这件事上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发现了菲斯克和布拉科在盘问技巧上的不足，显得有些笨拙无能。他不清楚他们是否听说过那种相对简单的盘问理念，就是问清楚证人案发时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看到了什么或者想到了什么，他们当时在做什么这些问题。他认为，这不是什么高深难懂的警务工作。而且他们对胡西克的盘问，就是关于花草和投资问题的随意闲聊，几乎跟马卡姆家人死亡那天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认为那恰恰是最要紧的一部分内容。

    如此一来，在这件事情上，他就需要填补太多的空缺。“我明白，”他答道，“事实上，我已经看过那次走访的笔录副本，不过我有个稍许不同的处理方式。你刚才说到了‘枪声’。你只听到一声吗？我想我注意到你在哪儿说到过是‘三声’的。”

    胡西克若有所思地喝了一口自己的饮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桌子上。“他们也问过这个，恐怕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想我跟别的警官讲过，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在卡拉家里帮了一天的忙后，我已经感到相当疲倦了。让我说给你听听吧。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