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即便是最高级饭店的餐饮部，做的菜也常常不合客人的胃口，那时候大多数的牛排也是嚼不动的。吃饭需要用又粗又长的筷子，这种筷子被日本旅游者叫作“准长沙式筷子”，小船义男颇有点傲慢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使用这种筷子的人只能是粗汉和叫花子。在使用“准长沙式筷子”的同时，这些旅游者还只能用脏兮兮的桌布和有缺口的碗碟杯盘。

    此时出租汽车已经出现了，北京的出租汽车用的是日本的丰田轿车或是国产的上海牌。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只要他们在上班。但在他们快下班或是要吃饭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个时候想要叫车颇有点像今日的中国大城市上下班高峰同时也是出租车交接班高峰的时候。“时间长了可不行”，“我还没吃饭呢”，“晚了就没有饭吃了”，这些出租车司机不管你是谁，都会掉转车头，一走了之。

    这时候还很少有旅客指南，无论是饭店设备、出租车使用或是游览场所都很少有资料。一个初到中国的人，仿佛进了无门之林，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

    娱乐生活在1979年是贫乏的，电视机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除了北京饭店外，其它很少有饭店配备了电视机。来中国时间长了的外国人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聚餐喝酒，甚至早上也猛灌啤酒。此时还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常驻，甚至一些常驻的人还因郁闷而患上了“北京病”——一种当时因为无聊而产生的情绪。但若干年之后，这些外国人的工作就会变成一种美差。

    香港人开始关注中国大陆的宾馆业市场，就在这年的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那时候的霍英东最怕的是大陆“政策突变”。但是，当他2006年逝世的时候，遗体上覆盖着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的最高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

    广告来了

    在上海工作的丁允朋肯定想像不到，他一篇小小的文章会对中国广告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多年后他的一系列广告著作的影响力，都远远比不上1979年1月14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篇幅并不长的《为广告正名》。这天离中国传统的春节只有2周的时间。

    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丁允朋这年38岁。从1964年开始漫长的28年时间里，他做过上海广告公司的总设计师、总策划、高级撰稿人和创作总监。丁允朋的著作不少，写过《现代广告设计》、《现代展览与陈列》、《国外广告艺术》等书。后来西安杨森的吗叮啉胃药、肯德基快餐和多美滋奶粉的一些广告，也出自他之手。

    丁允朋这篇被归为“杂谈”的1200多字的《为广告正名》是这么写的：

    电视转播文艺演出或体育比赛时，往往有“场内休息”，电视观众也不得不跟着休息。我想，这是对荧光屏幕的很大浪费。据我了解，在国外，晚上七至九时是电视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间”，在此间插映广告，效果大，价格高，一分钟映费数万到数十万美元不等，真叫“寸金难买寸光阴”。当然，我们的电视台不一定这样做，但对广告的运用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提起广告，人们往往容易把它和“摆噱头”、“吹牛皮”联系在一起。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假左真右，说什么：“广告是资本主义生意经，要它干什么？”，“橱窗里摆的都是吃、喝、穿，是在宣扬封、资、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所有广告统统被砸烂，甚至商店橱窗也统统封闭起来，不见有商品陈列。

    现在，拨乱反正，为了使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