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并于次年的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丁允朋出访过欧洲五国、日本、美国及东南亚诸国，后来被尊称为“广告学者”，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是国内市场营销界的先驱。他的国际视野也的确为当时的中国市场提供了很多前瞻性的建议，除了广告，他甚至还在1978年就向国内读者介绍起了“超级市场”。他对超级市场的定义“大型的自助式贩卖的综合市场”和现在我们的理解无甚差别，英文“SUPER MARKEt”也翻译地十分准确。对超市结构的描写，丁允朋甚至已经精确到了“入口处有手推车和手提篮”，“车上有一格可以安放儿童”，“货架排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长廊”，还有“冷藏柜”，卖水果的地方“备有塑料袋或网兜”，不少超级市场还设有“美食部、咖啡餐馆”。在收款处，“收银员把顾客选购的商品一件件放到传送带，装入纸袋或塑料拎带，同时通过电子计算机算出应付的钱数。”

    丁允朋甚至描写到了除非是内行人才会懂的数据处理系统，他说这些超市每个收款点每次、每天的结算都会迅速反映到经理室的计算中心，并存入电脑备查。总经理也可以随时了解公司下属几十个超级市场的销售、库存情况，决定进货和发货。

    国外大卖场和便利店的出现也被丁允朋记录在案，他的说法是“微型化”和“巨型化”的两极发展。他所描述的一切，和今天中国现代零售渠道的商店类型几乎没有什么二致。

    《人民日报》在这年的年中对广告表态了，1979年7月18日的报纸头版，登了十川写的《一条广告的启示》。文章中讲到了一些例子，最后总结到：我们国家这么大，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包括人民生活的需要，五花八门，如果单是依靠行政手段去安排组织，不免挂一漏万；利用市场经济，作一些补充调剂，只会有好处。大有好处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是的，在这里《人民日报》提到了“市场经济”。

    物价和分销体系

    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宫崎义一访华的目的和记者小船义男有所不同。他从物价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

    宫崎的视角更倾向民生。作为日中经济协会调查委员会访华团的一员，他在1979年的5月20日到6月8日在中国呆了20天。这期间，他去了北京、南京和上海的各个政府机关和大学。作为一位经济学者，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关注物价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能集中反映出中国此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

    宫崎义一认可中国的物价非常稳定这个说法。在他所能找到的一个常驻北京的日本人家庭生活费账簿上，除了鸡蛋、牛肉、羊肉、猪肉和鸡肉这些肉类以及自来水的价格有稍许变动外，其它物价在过去的八年几乎完全没变。

    此时中国的消费品零售价格总体上来说是稳定的。如果把这些消费品再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分为三类：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但宫崎也注意到，外国人的消费品价格还有另外一套体系。在生活必需品中，粮食、食油和棉花已经使用了二十四年的票证制度。

    中国在1979年有9亿人口，实施票证制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平等供应。倒买倒卖票证是被严格禁止的，过多的储备也不被许可。这种票证制在当时被看作是“有计划地使物价稳定的基本政策”。1978年，集市贸易开始开放了，到1979年，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13个自由市场。不过，自由市场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自由交换，集市里的大喇叭上不时地传出一些警告声“严格禁止买卖粮票、油票和布票！”此时在自由市场上能做交易的还仅限于人民公社的自留地产品或副业产品。

    宫崎在这一年参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