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获者》是记录，不是分析；记录的是失败后狼狈的德隆，不是倒塌前光鲜的德隆；记录的是一群俘获者，不是一个。

    一、用政经视野观察企业

    在调查德隆之前，尽管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这张财经报纸的一线记者，还真是很少有机会如此深入一家大型企业内部，比较系统地剖析。此前，我甚至对资本市场也不甚了了，因为我一直是一名政经记者。

    不过所谓“政经”，本身是个怪诞的词汇，是中国媒体的一个“自主创新”，因为你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既非纯粹的时政报道，也非纯粹的经济研究。

    所以，我个人的关注重点一直落在一个夹缝里，即与经济相关的制度变迁报道，我喜欢研究各种社会运行体系的制度设计和现实路径。

    在日常报道中，我的着力点在于政府、政策与真实经济力量的消涨，其中对国资、民资、外资三种资本形态这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的变化与比较是一个重点。

    与最近几年国资委成立后，国企的重新强势回归不同，在我最开始接触经济新闻的那几年里，正是国企普遍困顿羸弱，民企蓬勃兴起的阶段。在地域上，我又比较贴近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所以那时的我对中国经济自下而上的生长力量的关注一直要多于自上而下的那股力量。

    但是，我后来发现做得越大的民企，发展空间往往变得越狭窄，很少有民企能成功跃过从做大到做强这一步。其实，就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省份浙江来讲，也是一样。就在16大把浙江现象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提炼出来的同时，它也无可规避地步入了自己的升级困境阶段。为此我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作过一组10篇的“新浙江”调查，结论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决定了这个过程，经济改革先行已急需推进到综合改革——决定浙江下一步创新能力的接力棒已经从民间交还给了政府。

    我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大型民企的下一步发展。与之相关的是，2003年开始，财经领域还出现了另一个热门词语——工业的重型化。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整个产业结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正在向上游进军，跟随这种变化，早期集中在小商品范畴创业的中国民企也就自然而然地迎来了一个重型化的过程。

    但对民企而言，这个重型化的演进是艰难的。我一直把中国民企的这波重型化努力比作一次“轮回”，他们十年前遇到的瓶颈几乎都重新凸显出来：

    比如资金渴求——尽管他们已经家财万贯，但重型产业吞吐的资金规模比往常大了几个数量级，这让他们又有了融资的急迫需求及对融资渠道的惆怅；

    比如政府关系——虽然很多大型民企已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但重型化产业的审批权往往控制在更高层面，很多民企由此第一次踏入了中央部委的大门，伴随着他们当年第一次被市领导接见时一样的兴奋和紧张；

    比如政策桎梏——当民企的扩张范畴越来越广，便势必和当下各种产业、金融政策壁垒发生越来越激烈的碰撞。更要命的是，你往往分辨不出到底是这些民企的胃口太大了，还是政策太保守落伍了。

    而这些矛盾，到2004年宏观调控的时候，突然变得更加显性化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率先进入重型化领域的民企往往倒得最快。宏观调空早期，最为大家关注的，第一个是进入了钢铁领域的江苏常州铁本，第二个就是冒进了金融领域的德隆。

    此后，更是出现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的民企危机风波——2004年到2005年，类似的故事陆续发生在创维的黄宏生、科龙的顾雏军、长联的龚家龙、斯威特的严晓群、飞天系的邱忠保等身上，当这些长期被膜拜的富豪前仆后继地走向创业以来最深重的危机时，有人困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