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有人欢呼雀跃。

    我发现，尽管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些个案，但很少有人系统地去思考这些败寇的共同逻辑，更多的人还是只习惯于仰视成功者。于是，公众很快就抛开了这些失败者，转而去跟随或制造出新的成功偶像。

    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选择一家民企来研究它的真正败因。

    虽然此前我对具体企业的研究不多，但我自认为上述这种被我界定为“大政经”的视野，是一种新的观察角度。日后，我确信这对于观察一家微观企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德隆这样一家超大的、已经逾越了一般企业范畴的一个经济现象。

    二、《俘获者》的明暗线

    开篇罗嗦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白我后来写作《俘获者》时一以贯之的思路——尽量抛开简单的道德批判，用故事和细节，来深入探求中国的各种制度环境与一家民企骤起骤伏的关联。

    不过，此时离我真正进入德隆还有一段机缘距离。

    在德隆崩盘前，我仅和它有过一次接触。因为德隆属于资本市场记者的条线，与我平时的业务关联不大，但我曾在2003年受管理版块之命去作过一个关于民企职业经理人的小稿。当时接触了一大批德隆国际在产业领域新聘请的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留给了我与传闻中德隆动物凶猛迥然不同的印象，我由此对德隆复杂的金字塔结构虽然一直抱有困惑和兴趣，但始终没有契机去深究。

    这一次，机会来了。

    2004年4月14日，德隆崩盘，几乎所有的财经记者都兴奋起来。

    也许我要庆幸自己并不是专业的资本市场记者，没有接到报社刚性的报道任务，否则我一定也和很多记者一样，先得围着德隆当下的崩盘轶事打转。

    由于可以比较自由地关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德隆的产业、金融蓝图是如何布署的？外因还是内因导致了德隆崩盘？德隆的资金流向了哪里？德隆的核心团队是哪些人？德隆操纵证券的手法是怎样的？

    最后，我决定从一个最简单的疑惑出发，德隆金字塔是从哪一层、哪一个角落开始崩塌的？

    于是，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当年采访时留下的一份德隆内部通讯录，从这破损的三页纸出发，开始了我此后对德隆为期两年的跟踪。

    因为只有这唯一的线索，我不得不采取最苯的办法——给表格上的每一个人轮番打电话。

    记得那时大概至少打了有五六十个人的电话，事前我做好了被粗暴回绝的心理准备。但出乎我的预料，这些传媒眼中的神秘人充满了倾诉的欲望。

    事后想来，或许一是因为公众都很快去追捧新的企业明星了，突然离开聚光灯他们反而会渴望有人关注，二是他们对复杂的德隆悬念也很困惑，需要找到印证。

    这就是我后来写的那句话：

    对外界而言，传闻中那个“妖魔化”的德隆，是种“假象”，他们看不到德隆国际化、规范化的一面；而对于在德隆国际和友联战略里面的职业经理人来讲，德隆国际化的一面则是另一种“假象”，因为他们控制不了两者体外的那一个运营平台。

    由于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当时至少有二三十个人在电话里很深入地和我交流，后来还有十多位人士在我的一再骚扰下，答应与我见面。与每个人的对话都有几到十几个小时的录音，至今被我保留。

    后期这些人大多离开了德隆，进入重组期后德隆的核心团队缩小到11个人，再后来只剩下了5个人。这些核心人物都是从未在媒体上亮相的，在两年中，我紧盯着他们，并通过他们接触到了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很多当事方。两年中，我几乎每周都要见其中的一两个人，比如其中一个人物只有深夜时分，才偶然会在他朋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