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叼着烟斗对《芝加哥论坛报》说，“日本已经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经与陷入意识型态狂热的中国并驾齐驱。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于1970年3月，当时，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地拿出二十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首次在《芝加哥论坛报》上——也就是25年前麦克阿瑟发表过言论的那张报纸上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二十一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在整个七十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年7月，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这本书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继续谈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是风靡一时，举世无敌。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后来创办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国人拉里·埃里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所听到的一句话，那位日本人说，“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100%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我们必须击败我们的竞争者。”

    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作第一个学习的对象。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的王效贤回忆说：“小平这次到日本除了互换条约的批准书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向日本去学习。我记得他在松下电器公司对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说，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厂，而且希望你能够把日本的电子工业动员起来共同到中国去投资建厂，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几个月后（6月29日），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邓在接见他时又多次请教加强企业管理和电子工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更多地请教你。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好，电子工业是关键性的。什么叫现代化？恐怕首先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样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该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我们要真正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我们的现代化只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不行的。”

    邓小平的这种谦逊姿态，无疑直接诱发了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情。在中国的第一轮外资开放中，日本公司表现得扩张心最强，它们纷纷疾足先登，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国风靡了整个80年代。在1979年，各种关于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资新闻层出不穷：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长虹从松下公司引进了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从富士通引进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设立“三洋电机贸易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还访问了中国，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他认为，任何面向中国的产品都应该要“简单、实用、便宜”。这是日本企业家第一次对他们的中国市场策略提出意见。

    虚拟与现实交错的“乔厂长”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7月期的《人民文学》，这是一个平白无奇，却暗含玄意的小说名，它似乎预兆着某一种开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现，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