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在1979年之后的若干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渐渐改变的情况下，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便也越来越大，首钢的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6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帐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已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一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止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作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颇有要胁之意。（此函见王宗仁《首钢改革实录系列之一》）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深圳特区是这样建立的

    当北方的周冠五们为了企业自主权在抗争的时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则试图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王国。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被高层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李鸿章曾得意地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据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民国及新中国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便叫袁庚。

    招商局当时在编制上隶属交通部，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兼管着这个历史名声很大、现实权力很小的机构。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2月18日，也就是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25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