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这些。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县政府设立了一个叫做“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的机构，宣称“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一共设了十年，东莞的工厂数目年年猛增，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引进外来资金17亿美元，为全国县级城市之冠。

    一个物质化年代的到来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用委婉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A good year for gunny sacks》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Jansen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三十五年前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口、美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吴晓波：蓝狮子财经丛书策划人，财经作家，《案例》主编。著有、《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