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个月就是美金不到五千元，房租2000美元，供车400美元，如果还要出去旅游的话，开销就更大了。那时候，年轻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学生找上门来请教问题，因为谈完了教学，到了吃饭时间，出于面子关系，就得请学生吃饭，吃完了就心疼。我因为教学多，还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对这些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的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说到这里，郎咸平边大笑边说，“现在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我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

    就他的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思路，郎咸平曾和笔者长谈过多次，充分解释。

    “我过去在美国同样是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研究，但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轰动。”对于八月中旬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然后召开个人的记者招待会，结果一下子成为舆论和媒体的焦点，郎咸平相当感触。“美国的公司，在他们的环境下，是比较自觉接受符合投资者需求的质疑和提问的。因此，为了投资者利益进行的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国的公司也会比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这些批评。”

    郎咸平教授介绍，“我们财务学或者说金融学的学者，进行的是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非常学术性的研究，我们对公司管治的研究绝不是空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包括公司应该什么时候借钱，借多少钱，何时应该对股东派息等等。”郎教授补充，对那些公司来说，他们每年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批评，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这些批评。“为了向股东负责，公司管理层往往还会做出相应的业务和行为调整。”

    自从2001年底开始在内地发展以来，郎教授发现，这里的企业管治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我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放弃过去做的一切，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郎教授笑言，他不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积累。“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认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把我负责任的结论告诉公众”。

    “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但是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我感谢媒体和社会大众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灌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台，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

    “有人问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评的企业有仇，我想这是他们误会了。”郎教授很郑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数字来说话的，和我喜欢或者讨厌哪些企业无关。”他举例，“即使我喜欢的企业，如果数字显示的结果他们是有问题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赞美他们什么。而那些我讨厌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的财务运作没有问题，我也不能去骂什么。这是我们的学者的特性决定的。”

    在8月底，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 。同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