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我再次翻看了我的信的底稿，里面有一段说：

    （与联想前述官员吃饭）散了之后我又给张涛打电话恼火地说了一句：“凌老师又不是我爹，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让他先出？”

    至于补偿的事情，XX先生甚至饭桌上要与我谈价码。我告诉X先生，我在《新京报》有稳定的、不错的收入，我不缺那几个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会花三年时间、辞职来写这本书。我告诉他，我辞职的那段时间的薪金收入就有二十多万。一个人的努力、诚意，又哪里是金钱才能买到的！

    当日不欢而散，X先生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据了解，他后来向唐总汇报说，小迟这个人不地道，以前说话磕磕巴巴，那天怎么会如此流利？显然有备而来，早就有了偷偷出版《联想局》的想法。XX先生与我没什么交往，他不知道我不喝酒时说话磕磕巴巴，喝酒之后表达异常清晰；他会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我也会用我仅有的优势来要挟他。

    相互之间的要挟、委曲求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获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在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4万元）的补偿，其中一部分用于兑付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间产生的交通诸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偿《联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损失。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