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旦，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2月，刚刚过了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又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政府不得不迅速开始治理整顿，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民工们只好再次涌回城市里找工作。春节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就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

    形势严峻，私营企业成为政府治理整顿的第一个对象。

    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5月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一场全国性的偷漏税打击行动开始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 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整治的第二步是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其中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三年多里，尽管各部门对非定点企业大加压制清理，按规定它们不得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吨钢材，甚至不能得到检测报告、不得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国产或进口的原材料。非定点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建越多。

    在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厂，其中一些非定点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比很多定点企业都要庞大而先进。相映成趣的是，一些国营企业在得到定点资质四年后，都没有装配出一条生产线，连厂房也没有结顶。

    198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便是在这样的情景下，物价闯关失利加之随后而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第二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出乎一些西方学者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崩盘。以1990年召开的亚运会为起点，宏观经济从过热转入平稳，重新启动开放再次成为发展的主题。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浦东，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十分巨大。从1990年到2004年，浦东的GDP从区区60亿元增加到1 790亿元，浦东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在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