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再造了一个上海。这里成为中国金融的核心区，以及跨国公司总部最密集的区域。按1990年的中央规划，浦东的优惠政策将享受15年：到2005年，就在这个期限到来之时，国务院又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其试点效应继续延伸和扩展。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那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则无疑是另外一翼。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朱铬基致开业辞。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已抢先“试开市”。

    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然而，就在人们重塑信心、趋于平静、逐渐走出经济低迷的时候，由于对经济的波动仍心有余悸，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却愈演愈烈，一时间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姓社姓资”又成为争论的焦点。受此影响，各级政府官员摸不透未来的方向，开始徘徊不前。

    历史的使命再一次落到了已经宣布“完全退出政坛”的邓小平身上。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先后发表了三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中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评论一出便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引起一些人土的指责和围攻。某杂志在4月20日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本杂志推出《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事情终于在1992年春天发生了变化。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一口气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观点，为后来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每五年称为一届，每年会议称X届X次会议。

    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