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共声。此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向与会代表们招手，这是这位老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会议上。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邓小平南巡后的热浪首先从股市爆发。这一年的8月7日，按照深交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拥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龙。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事件让公众及政府看到了资本市场的潜在能量，从而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和股市的火爆。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惊涛骇浪的1992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加快改革和开放上的姿态让西方人长松了一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再次加快了进军中国的步伐。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那么，回首1989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无疑走过了一个异常敏感而又不乏惊险的“循环交替”中的一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