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战”，矛头直指民间日益失控的非法集资。此前，一家打着高科技幌子的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集资10亿多元，投资者达10万之众，其中个人占集资总额的93%，一场疯狂的圈钱游戏愈演愈烈。但这家公司很快撞到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铬基的枪口上，得到了政府最严厉的惩处。

    一切深层次的改革归根结底都涉及到利益分配，对真正的改革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随后，朱铬基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鉴于这种现状，有经济学家提议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由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1993年7月23日，朱铬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铬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到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 .5真90，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 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铬基还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此前的官方汇率1：5.7贬值330%——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除了清理三角债和进行金融大变革之外，朱铬基主政的“第三战”针对国有企业。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做文章，但收效甚微，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尽管国有企业领域涌现出一批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改革先进人物，但其结局都趋于黯淡。

    山东一个叫诸城的小县城很快吸引了朱铬基的注意。这个小县城在国企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当地政府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卖”。对于那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中小企业，政府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想尽一切方法把包袱丢出去，按照中央文件，“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当地政府声称：“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政府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