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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自明入清,治国者由满替汉,老百姓留起了辫子,可是治理逻辑则一以贯之,政治上愈来愈趋专制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金观涛和刘靑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此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他们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由建国时约1亿增长到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剌。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有人统计了全球最重要的369个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现在欧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这段时间,比重之大,令人吃惊。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这一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卡尔·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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