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河南洛阳附近），是为东周。

    从迁都的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周天子的权威日渐丧失，社会风雷激荡，战火连天。仅据《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春秋时期，被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位，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很多诸侯四处奔走而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在这期间，一些诸侯国脱颖而出，先后称霸，最著名者有“五霸”，齐桓公正是五霸之首。

    齐国在众诸侯国中并不是最显赫的一个，它的祖先不是周王后裔，而是辅佐武王灭商的姜尚，齐国的疆界“东至海（黄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省临朐县），北至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所以司马迁称之为“区区之齐在海滨”。

    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如此评论他的当国之道：“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这位在商场上滚过“烂泥”、在战场上当过逃兵的政治家不喜欢开天辟地式的创新，而是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

    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与现在稍有不同的是，管仲当时所谓的士，主要指军士。

    职业化的分工及其成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专业的工匠出现，文献记载为“百工”，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所谓“工商食官”，他们的职业世代相传，不允许改变。《左传》记载：“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职业的世代相传，自然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进步――在没有公司制度的年代里，家庭无疑是最具有组织形态的经济基础单位。很多工匠最终以职业为姓，流传至今，如陶氏是制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等等。

    进入周朝后，职业化分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断定，“商亡国后，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另据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官营手工业达30种之多，仅专业的木匠（“攻木之工”）就分为七种，分别是轮、舆、弓、庐、匠、车、梓。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