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胡适、柏杨的翻案，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意识型态上的共鸣，自可留于读者评说。不过，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来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后的十来年中，中国又陷入一个“人相食”的乱世。

    在公元2年，全国登记在籍的户数为1236万，总人数有5761万。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还没有死的时候，天下乱杀，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史称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时，户籍登记者只剩下十分之二。另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刘秀登基后那几年，天灾人祸不短，公元26年，天下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只能交换到大豆五升，全国的道路交通都断隔了，粮食无法长途运输，当兵的只好用杂果来充饥。到公元30年前后，中原连续遭受旱灾、蝗灾和重大水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郡县残荒。据历史学家们的推算，当时全国人口锐减，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万左右，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还少了几百万，西汉二百余年的社会积蓄可谓付之一炬。

    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宗族，从小勤于稼穑，还经常往返于宛地作粮食买卖。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刘秀的舅舅就是前面叙及的南阳世族樊宏，刘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阳一带的富豪，田宅财产数百万。他的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由此可见，在王莽与世族门阀的经济和军事战争中，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当刘秀披上帝袍之后，他马上转换了角色。王莽想要解决的豪强割据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并靠这个集团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壁，拥众自重。刘秀一旦拥有天下，也不得不对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动刀之处，仍然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后汉书》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公元26年，刚刚登基为帝的刘秀就委派冯异清剿南阳等地的豪强，他下令说，“那些拥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将他们迁居到京城来，把民众驱散，让他们重新耕地，把营堡要全部摧毁，使他们不能重新啸聚，这次讨伐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够平定就可以了。”可见，刘秀意在驱散，而非杀戮，确是“手下留情”的。在冯异等人征讨下，南阳、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豪强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