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史载，京城和南阳一带，都是皇帝的亲戚和重臣，他们拥有的土地都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数量，但是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

    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刘秀为了杀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欧阳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贿赂千余万为罪名，将之处死，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为其求情，刘秀不准。其余被处决和处分的重臣还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邪太守等人。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他们攻击政府住所，杀害行政长官，当政府军前往追剿时，他们就一哄而散，军队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这种情况，以青、徐、

    幽、冀四州最为严重，而这四大郡州又是当时的国之重镇，可见反抗之烈。

    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终于不能彻底割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在财经和产业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权力下放。

    东汉延续前朝旧制，仍然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不过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块专营收入放给了地方，同时放弃了流通领域的国营化战略，这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羸弱，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少。到了章帝时期，公元84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中央政府统一实行盐铁专卖。可是，仅仅三年后，章帝驾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诏，“中央不再实行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主经营，所得的专营收入重归地方金库。”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权力也被分解。刘秀把全国分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刺史逐渐发展为兼领行政、财务、军事的地主长官，其权力空前膨胀，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子承父职的门阀景象，地方割据已成赫然事实。史家唐长孺便认定，“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总而言之，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权贵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耒阳县出产铁矿，当地民众聚而冶炼，颇有了一番气象，一位叫卫飒的官员看见有利可图，就上书朝廷，将之国营化，从而每年增加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汉书》作者对此非常赞赏，把卫飒归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朝廷征调诸路兵马平叛，拥兵将领与地方世族豪强借机掌握大量武装，继而引发了“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