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何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也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长安东至潼关，是为广通渠，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继续广征民力，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巨大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开为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曰：“尽到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公元907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的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惟此而已，是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现，与汉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

    唐初诸帝对商人的压抑仍然是不假颜色的。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李渊驾崩，辅佐父亲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后世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视之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汉高祖都非常讨厌儒生和商人一样，李世民也讨厌两类人，分别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尽管科举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决了问题，可是民间思维却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让礼部把天下的姓氏谱牒全部收集起来，修成一部《氏族志》。礼部呈上来的资料，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这让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两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说，尽管太宗的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对于民间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亲一样，主张将之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对重臣房玄龄嘱咐说：“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特别的识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军士是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孙们所沿用。唐高宗时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骑马――“禁工商不得乘马”。文宗时期，规定商贾及其妻子不得乘坐带有檐子的马车，并指出最近出现了商贾骑着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四处驰骋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贾不能骑马的命令。

    这些对民间商人的压抑及限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集权统治者的“惯性思维”，不过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势之艰困，治国者不得不大为放松。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