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唐初，全国人口约4600万，比东汉末年的7200万还少了三分之一，国贫民穷，亟需休养生息。李渊开国之后，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汉代的三十分之一，要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说经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业，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唐代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也比较宽松，实行的是财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县上缴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财政支出——各地养兵的军费让藩镇自己承担，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从618年开国到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了一百二十多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争议。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疏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放弃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秦汉到明末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0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世宗时期（公元499年－公元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公元518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大臣刘彤上《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猛烈的贫富悬殊，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十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中国历代君王要休养民间，都必须轻赋薄徭，然而税赋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没有钱来养活庞大的官吏阶层。

    唐朝严禁官员经商，高祖李渊下诏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不过，因为大幅减免税赋，政府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这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治理矛盾。作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来养活政府的官员。

    早在高祖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