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不过，没有象汉武帝那样的通过告发的方式来进行清算。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富足显赫的700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的。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

    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7000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从7000个官位设置可见，当时被征收特别税的商人家庭约为7000户。唐朝初期，官员人数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也就是长安城的700来位“捉钱令史”，每人养活一个官员。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为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

    盛唐崛起的公元六、七世纪，在西方史学上正是“黑暗中世纪”的开始。此时的欧洲群龙无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停滞，而在中东地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创立伊斯兰教，穆斯林终而组建成一个强悍的、与基督教国家长期军事对峙的阿拉伯帝国。展开当时的世界版图，可以用“东明西暗”来形容。

    有唐一代，随着国力的强盛，治国者自信开放，国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试图组建一个跨国联盟，当时有西域二十多个国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长安，奉太宗为“天可汗”，而且规定，各国君主去世者，必须由唐朝廷下诏册立其后嗣，《唐会要》因此宣称“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十年后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队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

    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穆斯林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其中比较重要的动物有骆驼、波斯犬、孔雀、鹦鹉、鸵鸟等等，植物有胡葱、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榄、无花果、水仙等等，此外还有用甘蔗制糖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及技术，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七世纪到八世纪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它被称为“世界性首都。”

    芩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