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十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梁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总数也将近一万。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七百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纪,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样的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宋代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在唐代,法令规定所有市场贸易都必须在城市中进行,并由官府进行监督管理,在很多时候,这条法令执行得并不彻底,城市之外以及州县以下存在着大量、非法的“草市”,可是在制度上它从未被认可。到了宋代,“草市”终于得到了政策上的认可,集市贸易因此大为发达,一些新兴的、纯经济性的市镇迅速崛起。
在工商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宋代已经出现了如谢和耐所说的近世的特征。
国内外的经济史家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日趋精细的工商体系的完善是世界第一的,具有比同时欧洲更高的发达程度。傅衣凌曾描述说:“举凡大商业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机构,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详言之,在商人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各产业部门都有他们在活动。大规模的联号组织也已出现。跟着商业的发达,于是为了便利大商业的进行,像货币金融及其他的辅助机关——塌房、廊房、堆垛场、柜房、钱铺、金银铺、兑房、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以及商业经营上所必要的薄记、商用数字、珠算等,亦无不出现于这一时期,较之同时代的欧洲商业有极大的进步。”
宋代的商人行会比唐代数量倍增,而且更有组织性,势力也更为庞大,他们可以垄断一地的市场,并拥有商品的定价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首都汴梁,很多行业被行会所控制,外地商人把商品运进城内,自己不能定价出卖,必须首先乞求当地行会为之定价。1072年(熙宁五年),朝廷在一份诏令中说,“天下的货物到了京城后,多为大商贾所限制,利益被盘剥,至于那些小商小贩,更是被限制了获利,很多人因此穷窘失业。”按当时制度,政府向民间收购商品时,其价格也必须由官府与行会的行头们共同商定,每月三旬,每旬一评,叫做“时估”。
南宋人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