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牧所撰写的《梦粱录》中描述了当时米行的景象，从他记录的情况看，在粮食流通领域里出现了十分细致的社会化分工。米行从粮食收购、运输、接货，到定价、批发、搬运、零售、直到结算支付货款等等，都有专人负责，成龙配套，井井有条，形成极为严密的组织系统。一个城市里的米市行会控制了该城的粮食供销及价格波动，外地商人不得擅自在这里卖粮。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公论是：以民营工商业而言，其平均规模至宋时已达到最高峰，宋以后，在许多行业中反而是规模愈来愈小。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等。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中期首先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五十万到十万不等，大家约定以十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之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它在当时被称为“斗纽”。

    宋代学者秦观在一篇铭文中记载了泉州商人林昭庆的事迹，此人与数位同乡合股经营，在福建、广东到山东的沿海航线上经营，时间长达数十年，成为巨商。

    北宋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

    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是，这种公司模式还出现在了当时的数学著作中。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各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等，他们之间还互有假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应该得到多少的回报？这道算术题在今天看来也颇复杂，表明在当时，这种“合本”经营的方式已经相当普遍，深入民间。

    从众多的零星史料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重大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而且有巨大的风险性，当然也有惊人的暴利回报，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从事海外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宋代的“合本”企业比欧洲的同类起码要早五百年。

    除了合股经营模式之外，纸币“交子”的发明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

    纸币的出现是金融信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基础于两个前提：长期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民间契约信用的建立。早在晚唐的八世纪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