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正史、笔记等史料，试图找到有名有姓的宋代商人，以写成一部《宋代货殖列传》。但一番海索之后，他却空手而出。在《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中，汪圣铎记录了自己的努力——据他的考据，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是朱冲和朱勔父子。《宋史》为朱勔立了传，不过入的是《佞幸传》。朱冲是一个穷汉出身的小军官，级别是三班奉职（无品，大约相当今天的连排长），后来因卖药成了暴发户。他的儿子朱勔则官运亨通，一直作官作到节度使。朱家的真正发迹，主要还是靠当官。

    汪圣铎又想，“北宋太宗、真宗时曾打击过豪强，豪强当中是否有大商人？一查，宋太宗时打击的豪强青州麻氏，本人是做官的，这个家庭似乎未见同商业有联系。宋真宗时打击的豪强李益是‘长道县酒场官’，钱是不少，放高利贷很多，然而也不像是商人。依次找下去，发现宋代豪强多是有官人或官员家属，偶而有个把土财主，商人却没找到。”

    接着，他想到近代盐商最富，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于是，他反复查阅《宋会要辑稿·盐》，只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人各只出现一次。文中完全没有言及其资产数量，也没有在商人群内的地位，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查别的书，也是毫无线索。南宋洪迈又记述了关于盐商阎大翁的传说。称阎大翁“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资巨亿”。然后讲他如何信佛，投资建佛阁。却没有讲他如何经营盐业。再查其他文献，杳无踪迹。

    在考察宋代皇室女子出嫁时，汪圣铎“终于遇到了二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然而不幸：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一处，关于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只是知道他卖酒，兼营高利贷。连开了几处酒店、酒楼都无从查考。”汪先生的“人肉搜索”功夫算是用到了家，甚至连大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都被“挖”出来了，“我发现朱熹的外祖父祝确却可能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但朱熹却没有言及朱确经商之事。除了朱熹自己讲之外，似未见别人提起朱确，大约知名度很低。”

    最后，汪圣铎发出的感慨是，“我寻找宋代大商人的路走得好苦，找到的大商人或者不够大，或者没有事迹，甚至不少连完整的姓名都搞不清。跟先秦的吕不韦、子贡、范蠡如何能比。”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财富到底聚敛到哪些人和利益集团的手中了呢？

    这是宋代经济史上一个最让人吃惊的悬疑。

    悬疑的答案埋在那个老地方——政商关系及因此而形成的经济制度。

    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弱宋”的另外一面――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经济层面上的国有专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宋代的官商经济达到巅峰，社会财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团猛烈地聚集。

    宋太祖登基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是“藩镇割据”这颗毒瘤。他没有采用杀戮功臣或武力征伐这些暴力方式，而是戏剧性地“杯酒释兵权”——在一次酒席之上，太祖对石守信、高怀德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兵头们大叹当皇帝的难处，晓之以利害，动之以利益，让他们主动上缴了军权。从此，中央牢牢地掌握兵权，并确立了“文人治军”的原则，从汉唐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藩镇割据问题得以冰解，自宋到明清的一千多年，地方政权挑战中央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一方面开创了“百年无内乱”的升平局面，另一方面也造成地方自治的空间几乎丧失和中央财政负担的陡然增加。

    与前朝相比，宋王朝对财政的需求是最大的。帝国的正规军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