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维持在140万人左右，其中拱卫首都汴梁的禁军就达80万之众——中“豹子头”林冲的官衔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八十万之数竟非虚指――中央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军备支出包袱，而且，随着北方边关侵扰的加剧，累年还有增加。据史载，在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这一年，国家收入为1.16138亿缗，预算内支出为1.2034亿缗，临时支出0.1152亿缗，财政赤字为1573万缗，这一状况被后世学者批评为“冗兵”、“积贫”。南宋大学者朱熹就指出，“自从削藩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多上缴中央。开支捉襟见肘，都是因为要养兵。常年的军备支出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八成，其余可用的钱，只占两成。”

    所以，中央不得不加紧聚敛财富，与民争利势成必然。

    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则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的“楚河汉界”，在宋代就完全地分割形成了，这一传统，衍续到了今天。这也就可以解释汪圣铎的那个疑问了，为什么在工商如此繁荣的宋代，却无法诞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过的那些巨商。

    在确立了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之后，宋代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面大幅度的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此后的历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关禁令，在这一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宋史·刘蟠传》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和漕运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官员）刘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区的茶叶专卖工作，当地私自贩茶的民众很多，刘转运使就骑着一匹瘦马，假装成商人，到民众家里去购茶，民众不疑，拿出茶叶给他，此时，立即有人破门而入，绳之以法。

    当国有专营的“围墙”被高高地筑垒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经营这些被垄断起来的资源。宋代的办法是两个，一，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对民间商人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惟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立国之后，官员的收入很低，县令的月薪只能买十斤羊肉，其中三分之二还折算成茶、盐、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王安石曾经评论说，“现在的官吏俸禄太低，家里的人口稍稍多一些的，如果不经商务农，都没有办法养活下去。”低薪不足以养廉，这是举世公论，唐代的时候，李世民想出了“公廨钱”这个怪招，宋代没有这一制度，所以，官员们就只好自开门庭了。

    同时，因为观念大开，士大夫不再以经商为耻。清代学者沈垚描述宋代的这一社会风尚变化时说，“（宋代的）士大夫兼营经济事业，才能够养家，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地方。当官的与平民争利，而没有当官的书生又必须先有农商之业，有了养家糊口的金钱，才能够专心于科举考试。于是，工商业急速发展，商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个家庭之中，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子弟们则专心读书，以求仕途上的进步。自古以来有四民分业的规矩，现在四民不分，古代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