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世代为士人，现在，商人的子孙才能够成为士人，这是宋代之后直到明清，最大的变化。”

    这段评论可谓是非常的精道，它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事实：中国的经济型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型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台湾学者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据全汉升的考据：在茶业方面，“宋代私卖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为多”、“宋代边吏常常私营茶叶”；在盐业方面，“宋代官吏私营盐业之风甚盛，其经营者不但有地方官，更有主管盐政的当事人，而且包括当时的宰相及将帅等”；在酒业方面，“北宋官吏私营酒业的风气，以仁宗时为最利害”，到了南宋，连全国最高财经长官、资政殿大学士叶梦得都私开酒肆；在木材业方面，“当时的达官贵人多半遣人至陕西秦、陇间购买竹木，免税运回汴梁，高价出卖，以取厚利。”

    全汉升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籍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官商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正因为有如此蓬勃且放肆的权贵经济，所以，宋代高官中的巨商不枚胜举。赵匡胤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以谋巨利，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汪圣铎考据出的“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或可谓“北宋首富”——朱勔，正是靠公私通吃而发家的，当时是宋徽宗时期，这位写得一手好书法的皇帝痴迷于奇花异石，朱勔就奉皇命，到江南一带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一搜求行动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其苦，导致江南一带的中产之家几乎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后来在浙南爆发方腊起义，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此人后被皇帝处死，没收家财，金银细软不计其数，单单是名下的田地就有三十万亩之多。

    对于官员经商，赵匡胤放得最宽的竟然是带军的将领，史书上说，太祖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靠经商来发财。

    石守信是赵匡胤帐下最宠信的大将，“杯酒释兵权”时，第一杯酒就是请他喝的。被夺去兵权后，石某就专心于发财一事，《宋史·石守信传》说他“多次出任各地的节度使，专心赚钱，积累财富以巨万计。”，他和儿子石保吉曾经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为自己运粮营利。

    宋初还有一位大将李汉超，常年征守关南，朝廷给他充足的军饷，还经常予以奖励，可是这位老兄仍然私自经营各类禁榷的专卖商品，还逃漏税金。有人告到朝廷那里，赵匡胤让他把私自经营的数目全部报上来，然后大笔一挥，免除了所有的关税。此后，诸将效法李兄，终不可遏。这样的故事光光鲜鲜地出现在史书中，当然让后人瞠目结舌。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汉、唐两代政府主要实行了两种经营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