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哪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象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的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一千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六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迅速地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如下：

    均输法——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

    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宋代财政已实行分权管理，分别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致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王安石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仅熙宁二年到九年的七年中，就修建了36·3万顷的农田，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弊端也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