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以首都汴梁为例，多年以来，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外来商人饱受欺负，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如今汴梁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外来茶商到京，必须先要给他们送礼物，乞求定价，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在王安石看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户的垄断。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情况竟变得更加的糟糕。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安石正色说，“制订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敝之曰，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先后呼应。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史称“王安石变法”。他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一边与同道者声气相通，多次发表《与介甫书》，以公开信的方式批评变法。司马阵营非常强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司马光首先反对的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财政该由三司管理，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专断职权。王安石则反驳说，汉唐两代都是有宰相亲自兼领盐铁或度支司（如唐代刘晏），如此才能对财政问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双方的分歧更为巨大。在一份反对变法的《革弊札子》中，司马光对多项变法进行了逐一的批评，他写道，“设立市易司之后，国家强行垄断贸易，连蔬菜瓜果都不放过，导致商贾无利可图。搞青苗法后，导致不善经营的家庭纷纷破产。还增加茶叶和食盐的国营比例，贱买贵卖，老百姓大吃其苦。”当世文豪苏轼在另外一份也是批评变法的奏折《应诏论四事状》中更是惊呼，“自从变法之后，民间所有的生财之道，都被公家收走了，所有的利益全部都归于常平使这些官府衙门。”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他公开发表《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驳斥，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他的主导下，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