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被驱赶出决策层，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要么被迫辞职或称病不出。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十七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

    然而，反对变法的人夺得权力后，却又提不出任何有创新的制度建议。晁说之在《晁氏客语》中记载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细节：司马光执政后，任命毫无财政经验的李公择为户部尚书，很多人非常惊诧，司马光解释说，“现在天下人都认定朝廷急于敛财，我任命李公择，就是让大家知道政策已经改变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词当然是非常的荒唐，它最生动地表明，经典儒家只知道抱守“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却无任何建设性主张可言。

    在司马光执政的一年后，1086年5月，王安石郁郁而终，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反对派的“无能”以及财政状况的现实需求，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之道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和众多朝臣的反对而彻底中止，它竟余波荡漾，一直衍续到北宋的灭亡。哲宗执政九年后，突然又宣布重新恢复所有新法，他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状元哥哥蔡京。

    1100年，哲宗驾崩，传位给他的弟弟宋徽宗，此人当了二十五年皇帝，声色犬马，以书画为乐，朝政全部交给了蔡京。蔡京是史上出了名的贪黩人物和独裁权臣，王安石的国家主义在他手上被推向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五十七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五十七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蔡京的结局如下：徽宗禅让给钦宗后，蔡京被罢官流放岭南，他的金银珠宝装满一大船，然而沿途百姓憎恨此人，竟不肯卖给他“食饮之物”，以致于“腹与背贴”，饿极而亡，死前终于感叹说，“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此句让人不由联想起商鞅在流亡期间所说的那句――“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他所实施的变法则是本部企业史中的一个转折型事件。

    王安石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是非教条的和非道德的，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这与西方世界里的马基雅维利非常相似。他才华横溢，饱读儒家诗书，自称“无书不读”，在为自己的变法做辩护时，他常常引用《周礼》为理论依据，当世的儒学大家没有一个能占半点便宜。与一般的儒生不同，他没有“耻言理财”的腐朽观念，公开宣称“管理国家就是要理财，理财就是所谓的义”――“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在这一点上，他比桑弘羊说得更直接。在道德操守上，他勤于国事，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这又很象唐代的刘晏。即便如司马光、苏轼等人，尽管对王安石的政见深恶痛觉，可是在个人操守和诗文才华上，却无不内心敬佩。

    象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