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参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中国人在评价一位政治人物时，常常将个人操守与治国理念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式的人物往往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他的死后名声，起伏十分奇特。

    有宋一代的史家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王安石了，不知该把他放进“良臣传”还是“佞臣传”――他所信任和提拔的众多弟子、部属，如吕惠卿、蔡氏兄弟、章惇、林希等人无一例外地被归入佞臣之列，当代史家邓广铭在创作《王安石》时便感慨说，“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明、清两朝，学者对王安石也往往视而不见，最多说说他的诗词，却很少论其政事。

    到了晚清，王安石突然“咸鱼大翻身”。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王安石封荆国公，世称荆公）。”1908年，维新派主将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充分肯定其变法，宣称要“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梁启超的弟子、通史学者黎东方则说，王安石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联，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的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一千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惟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