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更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绕城而走”。

    因此，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的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承认，并行程了自己的实体。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谢和耐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世界的这两个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进过程，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的答案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

    北宋灭亡之后，赵宋政权偏安于江南，又勉强支撑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尽管工商业有所恢复，甚至首都临安的繁荣一度堪比汴梁，可是，在制度进步上已乏善可陈，“多数汉学家认为，大约到公元1200年，中国已出现制度化的停滞和帝国的‘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动力。”

    在意识形态上，南宋出现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到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黄仁宇认为，程朱理学“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七百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南宋百年，最富有的人竟然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帅们，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更是超越前代。

    从现有的史料看，南宋“首富”很可能是名将张俊。他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有六十四万斛。皇帝到张府参观，张俊进献的古玩珠宝，每一件都价值巨万。张府的园林声色之美甲于天下，每次宴请客人，都以十位绝色歌妓为一队，表演歌舞，一共要轮换十队之后，才算结束。客人走的时候，上百位佳人列队欢送，烛灯引路，香雾缭绕，好比游历仙窟。此情此景，宛如石崇重生。

    有人羡慕张俊的豪富，他却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了什么，另外一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因为他曾经动用八千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这样的帝国不亡，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懒得让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