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就是因为花拉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元代则达到了140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七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20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

    1287年，元朝宣布发行不兑换纸币——至元宝钞，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由于元王朝的版图横跨欧亚，据《元史》记载，中亚细亚和南洋一带均有元朝钞币流通，而稍后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国也曾仿用过中国式的纸币，所以，其影响非常之大。纸币发行，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元初主持之人对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着一只极易破碎的瓷器一样，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纸币发行十多年，币值没有下降。因为纸币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维持，促进了元朝前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回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