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惟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于开国时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寿庚之外，还有南方的汉人朱清、张瑄，以及“斡脱商人”奥都拉合蛮。

    朱清、张瑄是靠贩运粮食而成巨富的。

    宋、元四百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来是一个出身卑猥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沦为海盗，因此，熟悉东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门户。后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建议由海路运输，被采纳。1282年，两人移居太仓（今江苏太仓），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的先例。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多万石。太仓因此大为繁荣，与东南亚诸国通商，成为闻名东亚一带的“六国码头”。

    朱清、张瑄因主持粮运工作，也让自己成为富甲天下的垄断经营者。《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家族子弟都当上了大官，田园宅馆遍及天下，粮仓连绵成片，巨型的运粮大船穿梭于大海、运河之中。

    可悲的是，朱清、张瑄的富奢生活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303年，两人被告发“不法”，朝廷将两家逮捕入京，并查抄家财，没收军械船舶，朱清撞石自尽，张瑄死于狱中。

    自朱、张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汉族富商几乎绝迹于史籍，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占领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试图“溶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满清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色目人，是指那些随着蒙古军队东来入华的西域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元帝国把国民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南宋领土上的汉族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贵族选中，为其打理财务，被称为“斡脱商人”，这是一群拥有特许经营权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换的“官商集团”。

    根据元人的记载，“斡脱”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爷、公主的金钱委托，以此为本，到市场上去牟取利润。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贵族收回的年息率约在一成左右，而“斡脱商人”借贷于人，则收年息一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的利润之高可以想见。成为了“斡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