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乐而不归，留葬于中土。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

    这一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明律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嘎然而止。终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时松时紧，但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1493年，梵蒂冈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则属于西班牙。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长叹。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那道转过身去的背影，成为未来四百年的一个东方定格，中国将为此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郑和下西洋”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赞美和惊叹，倒不如说是一声悠长而没有着落的叹息。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一书中评价说，“郑和出航是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界隔绝，重新成为了一个“孤立的天下”。在对内政策上，明代统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男耕女织。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

    所谓俭，他痛恨商人，视之如国贼，曾下令“如果有不从事农耕，而专门做买卖生意的，全部看成是游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就在当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颁布法令，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民间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过三间、五个间架，不准用彩绘的斗拱。所谓严，就是实行了很严格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根据明初法令，官员如果贪污达到六十两白银，就会处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县衙门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俗称“皮场庙”，扒下来的人皮，添之以稻草，立于衙门一侧，以警示继任者。

    朱元璋平生读书无多，最喜欢的是，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