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这种朴素的治国理想当然非他一人所有，从老子的，到陶渊明的，乃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无一不与此前后呼应。

    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他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阶层被消灭，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1397年，据户部的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万户。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棉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自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的元贞年间(1295—1296)，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的华泾镇）的妇女黄道婆在海南学到了一种新的纺织技术，她回到家乡教人制棉，改革研制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等等，使得棉纺织技术得到重大突破。

    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亩至10亩，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一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在市场出售的。黄道婆的家乡松江是棉布生产最集中的地区，《松江府志》记载，“在旺销的秋季，每天出售的松江大布达15万匹之多”，这个数据稍有夸张，不过据吴承明的计算，全年估计约有二千多万到三千万匹，这也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产量了。

    明代的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很显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这一定律。《明史·食货志》中就曾这样描写朱棣时期的情况：“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竟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

    更让人吃惊的是，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有棉手工业纺织场！赵冈和陈钟毅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十分确凿地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佣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唯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二千多万到三千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六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