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化生产？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

    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四乡之人，自农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南浔镇志》）

    “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亦然。旧传有夜完纱而旦成布者，谓之鸡鸣布。”（《温州府志》）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

    这些记录呈现了十四世纪中国乡村的生产景象：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棉纺织业的家庭化与当时的人口过剩现象有关：自明之后，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建国之初的人口约为6500万，到1600年时已在1.5亿左右，人地比率日渐恶化，即便在水稻技术最为普及和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一年耕作也仅仅能满足八个月的口粮。棉花的大面积推广及棉纺织技术的成熟，恰好为过剩劳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适于栽培棉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为什么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厂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proto-industrialization），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工业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正因为棉纺织业在制造环节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术进步上无法向工厂化和机械化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