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一书，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以及不具备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彭慕兰因而断定说，“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观点，如今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

    同时，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萌芽自发论”提出异议的是顾准。他在1960年代就反思说：“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顾准之后，海外的黄仁宇、赵冈、费维凯等人也从各自的专业方向认定，在明代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之下，绝无这种可能性。黄仁宇在一书中说：“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在另外一部的书中，他进而认为，“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学界观点如此对立，概括而论，源于学术立场的不同。“萌芽自发论”及“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立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自动地会决定上层建筑”，而顾准、黄仁宇等人则把考评的重心放在法权制度的建设上，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因立论不同，双方的结论自然南辕北辙。在这场争论中，布罗代尔的观点比较折衷，在他看来，明清两代的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但是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认同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落后，但在社会制度上没有进步。

    将发生在明代的这些变化放之于全球环境中进行观察，我们将清晰地发现，貌似繁华的中国其实正飞驰在一条“反世界潮流”的轨道之上。

    ——当全球海洋贸易即将兴起的前夜，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

    ——在产业经济上，“家纺户织”的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

    ——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滞。相对照，欧洲的自由城市如雨后春笋，其规模越来越大，终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在政治制度上，西方的公民社会胚胎初成、宪政思想渐成共识，而在东方，君权却更加的强悍和专断；

    总而言之，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等四个方面，明代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对照，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分道扬镳，的确是在十四到十五世纪期间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