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屠沽细人”者，中小商人也，按唐顺之的看法，给商人写墓志铭是前代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从言辞可见，他对王阳明之举显然不以为然。

    到了万历年间，继王阳明之后的又一位文人领袖顾宪成（1550－1612）再出惊人之举，他也为一位名叫倪景南的江南大商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墓志铭。

    顾宪成在当时的文名之盛，无出其右，“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出自其手。顾宪成本人就出生于一个小商贩之家，父亲在无锡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间豆腐作坊，他是进士出身，曾任吏部员外郎，因上疏冒犯龙颜而遭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后，主持东林书院，被尊称为“东林先生”，他与高攀龙――也是商人之子，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经营高利贷的――以及众多弟子们讽议朝政，朝野应合，声势浩大，时称“东林党人”，连阉党都对之畏惧三分。在这篇墓志铭中，顾宪成对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大加嘉许，认为是“千古绝调”，他直言道，“世间之人都不太愿意谈论财富，而这又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进而，他对“利义之辩”进行了一番自己的解读：“以义佐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睹其合。”

    宋代之前，中国主流知识界一直秉持“利义分离”的理念，如《论语·里仁》所提倡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始有“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观点，进入明朝之后，从王阳明到顾宪成，逐渐抬升商人地位，最终提出“义利交合”，从中可见，明代主流社会的财富观已然发生了悄然而重大的转变。余英时因此认为，15世纪以后的明朝，商人阶层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ideology），商人在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工农”。

    从种种史料可以发现，王阳明、顾宪成的举措虽然遭到了唐顺之们的嘲讽，可是，却已算不上是异端邪说，在那一时期，发表过类似言论的学者、官员不在少数。

    汪道昆是嘉靖年间的一个名气颇大的人物，曾当过福建巡抚，以抗击倭寇而闻名，他还是非常知名的戏曲家，写过很多杂剧，后人甚至考据他就是的真实作者。汪道昆出身徽商世家，家族子弟多有经商者，他写了大量文字，将商贾的地位大大抬升。他说，古代的时候，儒优于商（右儒而左贾），而在我的家乡徽州则是商优于儒（右贾而左儒）。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优劣，那些没有经商能力的人，去学儒走仕途，而在读书上没有天分的人，则去赚钱经商，情形大抵如此。经商的人求的是高额的利润，学儒的人求的是世间的名气，所以，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儒与商，一张一弛，，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在汪道昆看来，儒、贾已无高下之分——甚至在他的家乡徽州还是贾更稍稍高一些，是为“右贾而左儒”。汪道昆的这一观点似乎在徽州一带成为了共识，万历年间修纂的《歙县志》中便赫然写道，经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这显然是对管仲、司马迁以来的“农为本富，工商为末富”理念的一次颠覆。

    与汪氏身份近似、观点相同的，还有山西的晋商们。

    王崇古的伯父王现去世时，曾给子孙留下遗训，其中写道：“商人与士人，掌握了不同的技能而其本质是一样。善于经商的人，身处财货之场，却可以修炼高明的情操，虽然日日与金钱打交道，却能出淤泥而不染。所以，用儒家的义来指导商业的行为，仍然能够成为受尊重的人，这是上天指名的道路。”王现所提出的“以义制利”，日后成为晋商最重要的处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