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些的事情为好。

    进而，丘浚明确反对官府经商，他说，经营商业活动，是商人们的事情，作为政府，只需要制订便利人民的法律，让民众自由贸易，何必要官办什么企业呢？

    中国的经典儒家一直以“抑商”为基本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对富商大贾，从来主张坚决打压。丘浚则认为，富家巨室，是平民的生计所仰赖的，是国家藏富于民的一个标志。因此，他提出了“安富”的思想，“那种把富人的钱财夺走、均分给贫穷人的治国之策，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有人认为官营商业可以使“商贾无所牟利”，而所到的利益就归之于国家了，丘浚也反对这种观点，他反驳说，“如果商人没有办法获得利润，而由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获取商人之利，这样可以吗？政府经营商业，就是以君王的身份去做商人的事情，这是极其丢脸的。”

    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丘浚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决态度，与司马光、苏轼等人相比，丘浚的思想更接近商人阶层的立场，前者看到了王安石变法之弊，不过仍然陷在经典儒家的善恶道德评判中，没有进行制度性的思考，丘浚则不然，他明确地将政府职能与工商规律进行了分辨。

    丘浚所提出的“安富”之说，显然不是无本之源，它是社会思潮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据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余英时的考据，明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表现正是“士”与“商”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约在16世纪开始，在晋商、徽商和江浙商帮云集的地方，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

    在唐宋年间，一个家族中的青年子弟投笔经商，是迫不得已、而且颇为耻辱的事情，不过进入十六世纪之后，人们不再这样认为，商人阶层首次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工商为末”的社会价值观出现瓦解迹象，士商互动成为常态，甚至发生了“儒贾合流”的现象。

    这种景象的诱发，倒未必是人的意识有了先天的进步与觉悟，而是首先与人口增长有关。苏州名士文徵明在《三学上陆冢宰书》中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苏州一郡共有八个州县，三年之中，参加科举考试的有1500人，考上贡生或秀才的，不过50人而已，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

    在科举上没有收获的年轻人便只有务农或经商两条路可走了。因此，民间便流传一句谚语曰，“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贾而成功也十分之九。”余英时推断说，“弃儒就贾”在16、17世纪表现得最为活跃，商人的人数也许在这个时期曾大量地上升。

    那么多读书人奔上经商之路，自然引发知识界的“思想地震”，于是，为商人正名的言论便开始涌现。

    1525年，当世大儒王阳明（1472-1529）为一位名叫方麟的江苏商人写了一个墓志铭《节庵方公墓表》，他写道：江苏昆山的方麟开始是一个儒生，还考上了举人，后来放弃科举，跟从他的妻家朱氏做生意。友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当儒生而去当一个商人？”方麟笑着说，“你怎么知道儒生不能从商，而商人又不可能是一个儒生呢？”继而，王阳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古代的贤哲提出四民分业，遵循同一道理，不同的职业都各尽其心，是没有高下的。”

    王阳明是有明一代最显赫的儒学重镇，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为学理基础开创了涤荡明清两代的“阳明心学”，以他的宗师身份为商人写墓表并且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如果放到汉唐或者宋元，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篇文章是宋明理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是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

    为商人写墓志铭，王阳明大抵是开先河的“第一人”。稍晚于王阳明的大儒学家唐顺之在一封《答王遵岩》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宇宙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