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再出现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潘启“调度得法，是一位最可信赖的商人”，又称“他的能力与官员的关系，使他成为此处最有用的人。他善于玩弄权术，多年来曾给大班以极多的帮助与麻烦。”1776年，东印公司的职员还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中又是亲密的朋友。”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以独特的外贸授权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团，十三行商人因此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与北方的晋商、长江流域的徽商并列，号称“天子南库”。

    同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带有鲜明的官商特征。从资产所有权来看，他们属于自由商人，但实际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和盘剥，这与晋商、徽商相比，几乎如出一辙。精明如潘启，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权，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了一顶三品官的顶戴，他有七个儿子，长子潘有度随他经商，次子潘有为则被安排苦读诗书，后来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内阁中书，算是在官场内撑起了一架保护伞。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动报效”或“捐输”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台湾学者陈国栋因此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从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在运作设计上十分精致、在伦理上实现了“自我论证”的中国工商模式。

    在所有对华开展贸易的西方列国中，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十七世纪初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十八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新兴的一支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则要晚了将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商船的船长是约翰·格林。

    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又与那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早在1773年，东印公司游说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人，它获得了销售中国茶叶的专利权，禁止殖民地商人贩卖“私茶”。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众的愤怒，终于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为了报复，取消了美国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国的主要海外市场。

    为了扩大贸易，特别是出于对茶叶的市场需求，美国人不得不到远东来碰碰运气。“中国皇后号”载来了40多吨棉花、铅、胡椒和皮货，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欢迎，四个月后回程时，装走了数百吨茶叶、四十多吨瓷器，以及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区引起了轰动，船上的货物被抢购一空，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专程前去挑货，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据计算，此次远航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获利率高达1500％。美国国会兴奋地认为，“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纽约的报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