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航行进行了长篇而详尽的报道，它记录道，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的“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每一个沿着海湾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

    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是31岁的“中国皇后号”货物管理员、曾经当过陆军少校的山茂召。从此，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打开了，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来于两大洋之间，其中吨位最轻的“实验号”竟只有84吨，以至于到了广州后，没有人相信它来自1·13万海里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对于北美的商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广州的英文名称——Canton成了财富的代名词，在1789年，马萨诸塞州东部福克县的一个小镇被命名为广州镇，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

    从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仅次于英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

    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些故事，最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事实：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了壮丽的桅杆，世界被贸易“绑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经由物品与理念的传播，最终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文化表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的黎明年代，东方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无以替代的成瘾性商品――茶叶，有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它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它的商人集团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它都是不可战胜的，甚至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历史的悲剧正埋在这里。当数以千计的帆船带着“狼人般的饥饿”远航至此的时候，帝国的决策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决定背过身去，拒绝一切的变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团长是英王乔治三世的表兄马戛尔尼勋爵。

    在本书所描述的两千多年里，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说，“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可是，当时光之钟走到十八世纪末期之际，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终于要被打破了。马戛尔尼使团就是这两大文明在官方意义上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

    在一开始，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景仰和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象《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使团中的斯当东、约翰·巴罗等人详尽地做了日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一书。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是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的真实观感。

    清政府委派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的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在英使团的船只行驶于中国内河时，官员们强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