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下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后，英国使团抵达乾隆皇帝的行宫――承德狩猎场。双方就礼品称呼及宫廷礼仪等细节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在英国人的眼中，中方表现得非常傲慢，“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王送给乾隆的很多礼物，共有19种、590件，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不过让这位英王表兄不满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礼品写成了“贡品”，他希望不要发生混淆，中方对此不置可否。这些礼物后来被当作好看的摆设陈列在北京的皇家宫苑里，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时仍未开拆。

    更大的分歧出现在面见皇帝时的礼仪上。清廷要求马戛尔尼象1653年的荷兰使节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马戛尔尼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觐见英王时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他也准备以同样的礼节见中国皇帝。这当然让中方非常的愤怒，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后，清廷才勉强同意马戛尔尼单膝下跪。

    接下来，在最重要的贸易通商方面，双方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英方提出了七项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和广州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商在北京开办一个贸易公司（行栈）；允许英商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分别有一个存货及居住的地方；恳请中方公布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等等。乾隆全数予以回绝，理由是：“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他还让马戛尔尼带了一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其中写道：“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你派来的使节都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没有什么需要向你们国家购买的。”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体精英阶层。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静止的帝国》一书中将这次冷淡的访问看成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他写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认为它的文明从来都是最优越的，希望能将它的文明广为传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蛮人的文明。英国人则认为，它的文明是最优越的，因为它是现代的，建立在科学、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贸易优势的基础上。”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件无比硕大、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