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费正清等人也认为，“战争如果没有因鸦片而爆发，可能也会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样爆发。”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个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700年到1820年的一百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同期，美国为72％，欧洲为14％，日本为13％，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据此，日本人杉原熏做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隔断”，在他看来，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

    与麦迪森的统计和杉原熏的观点类似，彭慕兰和王国斌认定，欧洲与中国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是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甚至根据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主要是指江南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当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可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彭慕兰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在史界引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他们至少从一个非常机巧的角度复原了历史的两个侧面：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本书叙述至此，读者已经隐隐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历史跫音，它的左足系着明亮的进步，右足携着黑色的灾难，步步艰辛，步步惊险。

    对于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言，幡然觉醒还需要一段痛苦的时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先是陷入了一场内乱，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占领南京，惨烈的战火席卷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残酷镇压下去。这期间，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劫掠并焚毁了西方工程师参与建造的圆明园，清廷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俄罗斯人则乘乱蚕食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内乱和外辱，让中央权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这一制度的推行实际是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可怕的“藩镇现象”重新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帝国覆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找到之相配套的、有持续效率的经济治理制度。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超越了中国之后，并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啸前行。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如暴风雨般席卷欧洲大陆。1851年，万国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