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世界博览会的开端，有600多万人参观了一万多种最新发明的工业品，其中包括轨道蒸汽牵引车、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和收割机，《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各族群第一次为同一目的而动员起来。”1855年，法国巴黎人承办了第二届世博会，人们看到了橡胶和混凝土。1859年，达尔文发表伟大的，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从此，进化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原创理论，“物竞天择”成为新的文明共识。186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让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1861年前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开始研制液体炸药硝化甘油，而更年轻的美国人爱迪生当上了报务员，在未来几十年里，他将发明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并创办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时的欧美大陆，铁路、火车、电报和大型电动机械已得到广泛的普及。

    所有这一切，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来说，都闻所未闻。

    在世界文明史和经济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工商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惊心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各自有着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和窥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遭列国都视为“藩属”，提供了一整套基础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准则和工商规范。当欧洲人进入到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这种均衡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期才被彻底击破。

    而这正是本书终结的地方。